Ⅰ.1949—1966
   19世纪40年代以来的中国音乐，处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大变革时代，具有与中国古代音乐不同的发展特点。一方面，仍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的传统音乐（包括古典的与民间的歌曲、歌舞、说唱、戏曲和器乐等等），朝着同新的时代要求和人民生活相结合的方向不断地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革和西洋音乐的输入（包括新的音乐教育、音乐理论、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和相应的音乐活动方式等等），在人民音乐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并且也朝着同新的人民生活和时代要求、以及与中国固有的音乐传统相结合的方向，不断地向前发展。以上两个方面相互结合发展的进程，构成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基本内容。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不仅原有的传统音乐形式有了很大变革和发展，更重要的是产生了在近代西方文化影响下萌发起来的中国新音乐。中国新音乐文化的基本形态从体系讲，与具有世界性的欧洲音乐更为接近，但发展轨迹与欧洲音乐有所不同。中国近代新音乐发韧于普通的中小学音乐教育，重点成长于专业的音乐院校，并以群众性的歌咏活动作为广泛普及的主要途径。各类声乐形式的创作和表演是这时期新音乐发展的主体，其他音乐种类（如各类器乐和歌剧舞剧等）的发展，则比较缓慢。这阶段的代表音乐家有萧友梅、赵元任、黎锦晖、刘天华、黄自、马思聪、聂耳、冼星海、吕骥、贺绿汀、丁善德等。这些音乐家打破了曾经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以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下的中国音乐几乎全盘西化，他们排斥资产阶级情调的音乐，坚决抵制着曾经泛滥的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和堕落心理的黄色音乐，他们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文艺路线，创造了无产阶级的、民族形式的新音乐，奠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文化的基础。
   丁善德
   贺绿汀
   另外，由于新中国刚成立期间，中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友好，使得老百姓们也接触到了一些苏联的音乐，例如《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三套车》、《铃儿响叮铛》等。
  
   Ⅱ.1966—1976
   六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歌曲可能是中国音乐历史上最特殊也是最苍白的时期，很多文革期间的"革命歌曲"及大批判歌曲从用词到作曲都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绝唱”。因此，与其称为“文化大革命”，不如叫作“大革文化命”。出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们是在“东方红”和革命歌曲中长大的，伟大领袖的许多名言多是通过歌词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脑海里， 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不打，他就不倒”，等等，不一而足。那些他们挥之不去的陈年往事，包括所谓的语录歌在内，在他们的下一代，也便是我们，看来是多么的遥远和难以置信。但是，他们在六十年代所见证的，都成为了他们独特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份。尽管六十年代的童年没有太多的欢乐歌声，而且蒙受阴影的心灵趋于早熟，但是，他们也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经历了大时代，虽然是在我们年少时。
   也许文革极大地损伤了中国音乐的自由发展，使得大多数的政治音乐销声匿迹，但是，那些夹杂着极端左倾主义思想的歌曲也并非是一无事处，它们算是从一个角度上反应了社会现状吧。
  
   Ⅲ.1976—2003
   在这一时期，由于改革开放，中国融入世界，世界也进入中国，这便使得中国音乐往更为全面，更为国际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年代的久远，名族音乐显得有些衰退了，似乎只有那些中年人、老人才会听些中国的男高音、女高音，而且名族性的演唱会往往没有一些流行歌手的那么火爆，除非是某个国外知名度极高的演唱家，像世界三大男高音之类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及港、澳的回归，使得中国音乐趋向于港台和欧美音乐的风格，或者说是越来越西化、港化、台化了。
   现在的大多数人都抱着流行音乐不放，把一些没有音乐修养但脸蛋不错的所谓靓男倩女当作神佛供起来。这个年代，是充满了盲目崇拜的，由于经济条件的转好，生活的改善，青少年开始油水过足，心理早熟也便是不可避免，他们对于歌手面容娇好的追求使得中国音乐崎型发展，有些人之所以出名已经不是因为音乐了，他们的脸给了他们钱财，那为什么还要去唱歌呢，做做封面模特就算了，这样玷污中国音乐简直是不知廉耻。而那些所谓的追星族已经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了，像这样被自己的情欲所控制，整天对着电视机大叫，或是在演唱会上显示一下胜过女高音的嗓门，这真的是无法理喻的事。
   如果一个歌手在台上唱着反战歌曲，而下面的歌迷们时不时地发出尖锐的叫声，以示自己是多么多么地爱他的本人而不是音乐，那他会怎样想呢？那些以反战歌曲来安抚心灵的人又会怎样想呢？这难道不是对音乐的侮辱吗？
   所幸的是，中国还有名乐，那些古老的歌曲还在被传唱着，《祝酒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南泥湾》、《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红星照我去战斗》、《游击队歌》、《牧羊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打起手鼓唱起歌》、《春天里》、《杨白劳》、《驼铃》、《小白杨》、《怀念战友》、《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牡丹之歌》、《谁不说俺家乡好》、《牧羊曲》、《大海啊，故乡》，这些老旧的歌名还是会被提起，吴天球、刘秉义、程志、韩延文、胡宝善、戴玉强、聂建华、谢琳、于乃久、孔文慧、“四兄弟”等老、中、青歌唱家仍然会唱起这些老歌。
   戴玉强 聂建华
  
   然而在另一个极端，中国还有摇滚，在接触西方文化之后发展起来的音乐事业，大概从80年代开始，发展了几近二十年。
   曾经有人这样概括，把中国摇滚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伟摇滚时代，91-94年，在这段时间内，有着中国摇滚之父的崔健唱着《一无所有》带领着接憧而至的黑豹，唐朝等一些乐队开始了新中国的摇滚，那时大家就已经开始对摇滚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并开始认同摇滚，培养了一大批的滚迷们。在他们的歌曲中有着强有力的节奏，一声声呐喊，歌词中充满了对未来世界美好的向往，对现实人生的绝望，对社区风气的种种不满，他们为中国摇滚迷们带来了无数次的惊喜和疯狂。称之为中国的伟摇滚时代应该不过份。
   第二，伪摇滚时代，95-98年，在这个时代中，人们逐渐的在把摇滚包装更商业化了，流行音乐的包装满足不了他们往口袋里装钱的需要，于是这些所谓的商家和乐队，打着摇滚的旗号却在大大的赚取了金钱，违背了摇滚的宗旨；他们不顾乐迷的损失，为了完成唱片公司的合同，就仓皇的推出了一些相当次的歌曲，而他们却在金钱和他们虚伪的自尊心上得到了满足，而这么做的后果却带给了中国摇滚乐的一次下滑，让乐迷们失去了对他们的希望，他们正在使中国的摇滚进入了真正的伪摇滚时代。
   第三，痿摇滚时代，到了99年以后，中国的摇滚应该是彻底的枯萎了，它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随着一些乐队的解散，使早已商业化的中国摇滚皮软了，更多的是一些没病呻吟，乱七八糟的乐队在搞着他们的痿摇滚，像花儿那些伪摇滚还在唱着，唱的是那么的虚伪，让我事业心，可毕竟他们已经萎缩了，萎缩的人在人们心中是没有地位可言的，自生自灭吧，已经不需要再去说什么了。毕竟中国的摇滚在这个时代已经结束。
  
   听说在兰州，本来打算举办一场中国地下摇滚乐队的集体演出，但却被迫取消了，因为没钱！如果是F4、BAD之流的家伙来办演唱会，恐怕赞助商会抢着上吧。
   我搞不懂为什么那些什么零点乐队要唱“让我们向着快乐出发……拿起电话……”，这简直就是无聊透顶把快乐挂在嘴边耍耍的歌词，庸俗的，千篇一律的，内地歌手不断的唱着怎么怎么跳舞、快乐，而港台的歌手不断地唱着如何如何地谈恋爱、如何如何分手。难道主流音乐就必定是些无聊的歌词横溢，缺乏灵魂吗？
   而现在的一些学生，竟然拒绝灵魂音乐，如果说是因为非主流音乐没有市场而使得大部分人无法接触非主流音乐，那还可以谅解，但有些人，灵魂音乐摆在了他面前他都不要，却口口声声的说什么我只想听陈晓东的歌。
   然而如今，随着国际交流的进一步深入，国外的音乐已经占据了大部分的中国音像市场。除了一些POP歌手或乐队，例如后街男孩、西城男孩、A1、布兰尼、克里斯丁娜等等，还有一些非主流音乐，例如平克弗洛伊德、涅磐乐队、垃圾乐队、山羊皮乐队、导盲者、污秽的摇篮等，这些非主流乐队演唱的大多是朋克、哥特、极端摇滚之类的音乐类型，而现在中国的一些乐队或歌手也在模仿他们，但只是地下音乐而已，市场上很难看到唱哥特式音乐的中国人，也许是中国的音乐类型还不够成熟吧，连摇滚都没搞好，那其他的大概还得等一段时间吧，等中国的音乐人长大了再说。
   不过现代的社会发展，似乎已使得人们的心态远远地脱离了曾经的纯真与积进，那些啃着窝窝头创作音乐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吧。《红色娘子军》与《白毛女》所能催使的眼泪恐怕是日以剧减了，也许是现代人未曾经历过压迫与革命时期的苦难而无法领会其中的悲痛与怨恨，但现代人就很开心，很满意现状吗？那些制作音乐的人心甘情愿地泡在爱情的混水里面，仿佛这个世界除了爱情就没有其他的什么了，难道他们就不能好好地看看这个世界，深味自己的快乐与痛苦，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不是以音乐适应金钱吗？
   然而可幸的是，现在一些年轻的朋克正在崛，他们不畏惧艰难的阻挡，在他们摇滚的路线上正在写着光辉的里程，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更加辉煌。只是希望他们能更为深入地探视这个世界，把一切的真相展现给听音乐的人，唤醒麻木的淹在美女俊男堆里的少年们。
   祝福中国的音乐，不要泯灭名族的文化器乐，也不要再弄些无灵魂的音乐了。
   注：部分言论仅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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